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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的“放牛班” “Les Choristes” of Venezuela



The Promise of Music, A Documentary by Enrique Sanchez Lansch (DGG 00440 073 4427)
www.promise-of-music.com/

委内瑞拉和古典音乐会有什么关系,先前是完全没有想到过的。1954年Furtwangler只身前往,指挥委内瑞拉交响乐团演出,也留下了几个录音,不过我还没有听过。之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了解,只限于知道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然由疯子统治的国家,其名字对于中国南方人而言如绕口令一般难以读准。

在图书馆看到这个DVD很久了,一直纳闷这个Gustavo Dumadel是谁,为什么DG要给他出一个视频。前几天看到一个介绍,才明白原委,看了记录片,大受感动。

整个故事的源头是José Antonio Abreu,委内瑞拉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钢琴家。1975年,他成立了El Sistema(Fundación del Estado para el Sistema Nacional de las Orquestas Juveniles e Infantiles de Venezuela,委内瑞拉全国青少年乐团网络)组织,其异像是以音乐教育改良社会、教育民生。和很多中美洲国家一样,贫困和社会问题困扰着委内瑞拉,青少年缺乏教育,流落街头,成为犯罪活动的参与者和牺牲品。Abreu先生试图以音乐的方式改变这样的状况。他的组织接纳有天赋的儿童,无论是怎样的家庭状况,给他们提供音乐教育和必要的补助,让他们在音乐的训练中成长。特别的是,他们对这些儿童的训练,不仅仅是个人教学,更是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投入乐团的演出之中,通过乐团的纪律也规范他们人生的轨迹,也让一些问题儿童脱离社会上的污秽。

如今,El Sistema旗下有125个乐团,其中31个交响乐团,为超过25万儿童提供了音乐训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先前叫做Simón Bolívar Youth Orchestra of Venezuela,随着成员们年龄的增长,现在已经不能叫做青年乐团了)。该乐团2007年8月在Proms音乐节上首次亮相于欧洲舞台,一炮打响,得到广泛关注。目前该乐团在Gustavo Dudamel的指挥下已经为DG录制了三张专辑,而DVD收录了乐团在波恩贝多芬音乐节上演出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被欧洲音乐届广泛认可,也说明乐团确实达到了顶级水平。

造化就是如此的奇妙。在一个这样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人有着不一样的异像;从一群贫贱的孩子们中,一个一个天才应运而生,在此时此地的汇合让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也许比起温柔之乡富贵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更能够体会到音乐带来的改变,以及音符之中蕴藏的力量。没有生活的经历的人,贝多芬的音乐无非是音符的堆叠、音效的滥觞,而对于这些孩子,每一个节奏和旋律都是丝丝入扣,从心而出。难怪有人说,“英雄”已经听到没有兴趣再听新的版本了,而这个青年乐团的演奏却能够让他找回那种能量和冲击。

天才英才,指挥Gustavo Dudamel就是从El Sistema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位80后指挥家(1981年出生)现在已经是Los Angeles Philharmonic的音乐指导以及Gothenburg Symphony(瑞典)的首席指挥,当然也继续担任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的音乐指导。此外,他还指挥过Philharmonia Orchestra,Israel Philharmonic,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在斯卡拉登台指挥莫扎特的唐璜,2007年指挥Stuttga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生日演奏(他是一位天主教徒),这样的演出经历在同龄人当中应当无人可比。

2004年,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讲述了一个音乐教师用合唱教育改变了一个问题儿童学校从学生们的人生,感人至深。而这样的故事正在委内瑞拉真实的发生,让人不禁感慨,在怎样的环境之中,都有人性的光辉在闪耀。异像可以改变人生,也可以改变社会和多人的命运。正如乐团的一位成员所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绝非偶然。我们也非偶然地演奏音乐,偶然地遇到Abreu大师和他的Sistema。我想是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发挥他给我们的天赋。我们有责任决定怎样运用我们的天赋。若上帝给了我音乐的天赋,我就应当使用它。我将尽我所能以寻求完美。我知道Abreu大师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将他们的生命和天赋奉献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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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巨蛋:从Mengelberg的第九交响曲录音谈起 On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最近稍微闲暇,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做一点翻译,也是学习英文。常常能够看明白什么意思,但是用中文再表述出来,就有一定的难度;若是每一句要对应英文原本的意思,再兼顾文法的一致性,真是体察翻译家艰难。每次译点东西,原文生动活泼,自己的译文就意境全失趣味全无。可见文科生不易,非长期积累加上天赋难成大家。

在准备Furtwangler专题的时候,打算翻译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贝多芬第九的录音的说明书,此间正巧收得这张CD(Allegro CDO 1022,Mengelberg指挥Concertgebouw Orchestra录制的贝九,在Philips等很多其他品牌下也发行过)。这是一个小公司的廉价发行,可是说明书却写得饶有趣味,只是有些艰涩,硬着头皮译下来,希望尚能传达原文的精神。

此文大意就是说,贝九被过度诠释了,人们加了太多其他的意思进去。而Mengelberg的演出是将其原本的意思呈现出来,让听众享受最初听到这音乐的喜悦。

Mengelberg(门盖尔贝格)是一位德国出生的荷兰指挥家,演出很有激情与创意,有许多演绎我觉得可以与Furtwangler并肩。早年飞黄,执棒Concertgebouw,也是全球最好的乐团了,又四处客座,风光无限。老门的德奥古典录音我大都喜欢,1939年指挥的马太受难曲,我觉得是大乐队演奏中之魁首。(老门的马太受难曲和李斯的前奏曲,我觉得好过老富的同曲目录音)可惜晚年寂寂,德国占领荷兰期间老门与纳粹政府积极合作(或许与他的德国出生有关),结果战后被终身禁演,虽然后来减刑到六年,可是六年之后死期已至,让他战后再未执棒,英雄寂寥,郁郁此生。


所藏的一张Mengelberg黑胶唱片,1929年录前奏曲为我所喜爱。

门氏的指挥是否就是传达老贝愿意,我也不敢说。不过此文说贝九被过度包装过分诠释,我认为是精辟入里。五年之前我写过一篇《人类永恒的理想——Beethoven第九交响曲欣赏》,从这个题目就可见,那时还是天真浪漫可以相信共产主义的年纪,殊不知最美好的理想往往最容易被最黑暗的事物所利用。贝多芬高唱人类皆兄弟,纳粹在柏林爱乐演出大厅(Alte Philharmonie)演贝九为宣传,后来这个音乐厅被盟军炸掉,1963年10月15日新音乐听落成卡拉杨又指挥此曲庆祝。Furtwangler 1937年在英国为乔治二世加冕演奏,1942年为希特勒生日演奏。曾经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幕的时候瓦格纳演出这个,后来因为和希特勒的关系密切,战后停演多年,1951年重开,富氏指挥的又是此曲。贝多芬要哭泣他的作品尚不如胡适的小姑娘吧,不仅任人打扮,还成为妆点和平的花瓶呢。不独贝九,就是所谓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其实在意识形态下何尝不是政治的工具。德国算有些底蕴,好歹拍个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尚能以艺术流传,还能演演贝九在战争的喧嚣下也成一代绝唱;若无此根基,大约只能唱唱我和你的同一首歌了吧。
 
好了,下面是译文。原作者Lawrence Cosentino。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所有艺术中最被过度关注的一只巨大鸡蛋。它被哲学家的手放在杯中,被政客们左右摇摆,站在无数叽叽喳喳的评论家上,平衡于摇摇欲坠的柏林墙上(在间谍的说法中,墙犹可破,蛋却无缝),甚至在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库布里克,美国导演)的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被用以砸向西方文明的窗子(电影中一施毒场面用此曲配乐,译注)。无论人们可以把斧子磨得如何锋利,也无法拥有一种足够精致的工具去汲取净尽其中无限丰富的营养。人们无法使用第二手的信息去理解第九交响曲,就如同一个人的人生不能由另一个人去活一样。换句话说,一个人要赶走那些土狗,才能独子吮吸鸡蛋。试图打开它,或是与人分享的,只会弄得一团糟。

举例来说吧,第九交响曲在现代以作为“世界大同”的徽章而著称。即便我们假设,“从生皆兄弟”也包括了女同胞们,世界上的非西方文明也拖着他们的长袍搭上了“欢乐颂”牌啤酒马车,我们仍然要承认,无论有没有第九交响曲,普世的和好依旧是难以追寻的。甚至在此曲1824年5月1日首演之前,新鲜的斧子就已经开磨了:维也纳的Zeitung剧院预告说,邀请“德国音乐的朋友们”来尊崇这位“国家的大师”,又补充说,“法国和英国都会嫉妒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向贝多芬大师致以自己的敬意”。

即使我们不去计较维也纳人为他们的一人主场球队欢呼,难道法国评论家也需要将第九交响曲称之为“普世人类的马赛曲”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一位法国作家称之为“协约国的独一圣诗,我们所有希望之信条”的第九交响曲如同顽童一般抢掠了自己的家园(德国属于同盟国,译注)。1942年,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的生日助兴,197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刘耐雄(Liu Nai Xiong,音译,无法查得更多资料,大约为一位音乐学者,无从查找更多生平资料,译注)发现其中充满了“革命斗争”,警告说,“贝多芬从未试图通过第九交响曲来提倡阶级之间的和解”。所有这些甚至尚未触及这座巨大的自我掌握的交响曲大厦及其对“欢乐颂”含糊其辞的指示表所带来的无数哲学与神学争论。贝多芬的创作或许是献给人性光辉的崇高礼物,但却如同大多数馈赠一样,成为了继承人彼此争闹的另一个起因。

尽管如此,第九交响曲仍然保持着一个顽固的蛋型外壳,却偶尔向一些幸运的个体赤裸而朴实地展现其内涵。出生于德国的指挥家Willem Mengelberg(威廉.门盖尔贝格,1871-1951)在他作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终身指挥的生涯中,如同一个奇迹般的接生婆,一次又一次迎来的名作的重生。在这个录音录制的二十年前,Mengelberg用他的猫一般尖锐的目光、钢丝般坚硬又如野树丛杂乱的头发以及优雅又充满活力的热情将纽约爱乐乐团从那些常常打盹的常规订阅者中唤醒。他的成功开始了美国客座指挥的生涯,然而古老的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却是Mengelberg心无旁骛地注视着的永久城堡,在那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将经典作品赋予生命。

放心吧,制作这个录音的阿时候,并没有音乐家被杀害、受伤或者受虐待。不像其他拿着指挥棒的独裁者,Mengelberg礼貌地对待他的演奏家们,即使被激怒了,也只是陷入短暂的一阵沉默。他独一的目的就是要魔法般的唤醒头一次听音乐那般宝贵的幻觉,就如同尚未被脚印所糟蹋的欧洲古典海滩,或是尚未被评论家们粗暴雕刻的原始树干。在这里,他真正所带来的,是将贝多芬生命的巨蛋直接滚给我们,并没有将它打碎。

那么,蛋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世界大同与普世兄弟,却是在每一个聆听者在一小时零十分钟的欣赏中对以上这一切的想象。它将持续到你走出音乐厅撞上第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或许,“哦!欢乐!神性的美丽光辉!(欢乐颂中的一句,译注)”将会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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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的Furtwängler收藏(一):翻译三封信(史怀哲等致富氏遗孀) Three Letters to Elisabeth Furtwängler after the Maestro’s Death

Furtwängler这个系列,第零篇(编号从零开始,程序员的传统哈)之后一直没下笔,其实已经有一篇腹稿,可是搬家之后整个CD Tower打包放在仓库里,有些资料就不容易取到。近日在本地图书馆看到“Furtwängler Recalled”一书(Indiana University音乐学院图书馆里也有此书。IU图书馆对于富氏图书的收藏是很全的,学术研究、传记、回忆和录音方面的都有),里面收录了富氏去世之后一些朋友的回忆文章,有一些还挺有趣的(不过主要还是史料价值,如果不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估计是索然无味的),于是决定翻译一些。其实所谓收藏,不一定要是物质的东西,其实我们所最珍贵的,不都在我们心中么。所以这算是一点文章的收藏吧。

Furtwängler Recalled(Gillis, Daniel/Atlantis Verlag/Zurich/1965)一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份是富氏去世后友人给其夫人Elisabeth Furtwängler的信件,内容较少,第二部份是友人的回忆,例如在广播中的讲话等等。第三部份是录音评论,这一部分就比较过时了,因为在这四十多年间对富氏录音的发掘有很大的进展,有一些录音过去不让发行,现在也都流通了。


超级朴素的封面

第一部份很短,就抽一点时间翻了一下,其中我知道的人是Schweitzer和Fournier两位。我不喜欢把人名音译为中文,因为译法的不统一,给检索带来很大的不变。比如说,Furtwängler在大陆比较普遍翻译为富特文格勒,而台湾叫福特萬格勒。看来大陆人比较爱福,台湾人比较惜福吧。可是大陆原来也有译作富尔特文格勒的,又有人打错为富特文革勒,让经历了第三帝国的大师又来领教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一次。所以看来,还是原文最精准了。当然中文翻译打起来顺手的,也不是全然排斥。

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是Albert Schweitzer。Albert Schweitzer(艾伯特·史怀哲,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伟大的基督徒,195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神学、音乐、哲学及医学博士。1896年五旬节时他曾立志:“三十岁之前为研究科学和艺术而生活,三十岁以后献身服务人群。”1904年他读到一篇文章,决心赴非洲为当地人做医疗服务。191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年前往西非加蓬兰巴雷内(Lambaréné)进行医疗服务,后创立兰巴雷内医院,终身服事当地人,被誉为“非洲圣人”。去世后于夫人葬于兰巴雷内。史怀哲的事迹,参见《非洲圣人–史怀哲》一书,陈月文/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北京/2011。网上亦有电子版

音乐方面,史怀哲是一位管风琴家,对后世管风琴家演绎巴哈有很大影响。作为音乐学者,他的著作《J.S.Bach》(电子版)是巴赫生平研究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之一。


最近收藏的一张黑胶,史怀哲在家乡的教堂(Parish Church, Gunsbach, Alsace)录制的巴哈管风琴作品。

 
第一封信:

Albert Schweitzer (艾伯特·史怀哲) 博士
1954年12月2日于根斯巴赫,阿尔萨斯

致Furtwängler的家人:

当我听闻大师去世的消息时,我深深地被触动了。请允许我自远方表达我的哀悼。我期望能够参加葬礼,因为我知道逝者所感受与我之友情,定于我的感受一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斯特拉斯堡的Curtius(或指德国哲学家Ernst Robert Curtius,他年轻是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其祖父Ernst Curtius是一位考古学家,与富氏的父亲同行,译注)家中相逢,我们立刻就喜欢上了对方。可惜之后我们就很难有机会会面,但是当我们见面之时总是互相款待。这真是无声的友谊。我们彼此都晓得对方在各自所喜爱的领域去得进步。这种无言的默契让我们彼此都感到十分美妙。他年纪比我轻,可如今却已经绚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离开了世界。我们和许多人都感恩于那些宝贵的时光中他带给我们的华丽的音乐,我们也与他保持连结。我们也感到荣幸因为我们认识大师,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一个可爱且高贵的人。在国家被奴役的时候,他是一个仍然站立着的人,他承受了逼迫,却带着尊严和勇气。他是一个带给他的时代伟大意义的人。我们也感谢他存留着真挚的自己。

我写信给您的时候,正在准备三天后去兰巴雷内(非洲,加蓬的一座城市,靠近赤道,译注)的行程。我感受到深深的疲惫,不知道我如何完成将要进行的工作,不知道我是否还能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也无力在追悼的广播中讲话。我对于大师的怀念也是无声的,正像我们的有意一般。我怀念我们许多年前在苏黎世所经过的一段美好时光,当时大师指挥音乐会,而我在那里演讲。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悉心的,
Albert Schweitzer

第二篇的作者我不知道,查了一下,原来是总统。Theodor Heuss(特奥多尔·豪斯,1884-1963),西德首位总统。Schweitzer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尼古拉教堂任牧师时曾祝福过特奥多尔·豪斯的婚姻。斯特拉斯堡似乎将他们连结起来。

 
第二封信:

您丈夫的病情,曾为他的朋友们和仰慕者所挂心,如今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尘埃落定,让无数的心充满了忧伤,以及孤寂的感恩。在音乐的领域中,大师不仅是一位演绎者,更是有真正创造力的诠释者,他用他自己心灵的丰富将作曲家意图忠实地再现。

Theodor Heuss

Schweitzer的信中,他似乎是在为富氏在第三帝国期间的遭遇鸣不平,证明他是受逼迫的,而不是纳粹的帮凶。豪斯则称赞了富氏的演出风格,并认为其创造力不是天马行空,而恰恰是反应出作曲家原本的意图。

还有一位熟知的,是Pierre Fournier(皮埃尔.傅里叶 1906-1986),法国大提琴家。他在DGG录的Bach’s Six Suites for Unaccompanied Cello广受好评。这套曲子,我喜欢Casals 1936年前后的老录音,而立体声里面Fournier这套是很值得推荐的。Fournier和Furtwängler的合作,留有Schumann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录音,未列入奥尔森编号,有Tahra公司的发行,编号为Furt 1008-11,为法国富氏协会推荐的基本录音之一(也许法国人偏向法国人吧)。

 
第三封信:

东京,1954年12月1日

亲爱的Elisabeth,
我与您一样感受到这一灾难(大师过世)带来的打击,这个消息也让全地各处的音乐家心中同样忧伤。当您看到这些来自远方的文字时,我希望您能够感受到我与您在一起,分担您心中的伤痛,我也意识到如今音乐丧失了其最伟大的演绎者。
我们若不永远珍惜那些我们(对他)尊敬、钦佩和爱护的回忆,安慰就无从谈起。于我而言,那盏熄灭了的灯将不能再点燃。但是他的榜样将成为我一生的激励;我将永远感激他与我的友谊,他的每一个演绎带给我的丰富,以及他所挚爱的信仰与真理。
我轻轻地拥抱你,亲爱的Elisabeth,还有你的孩子们,并送去我全部的爱。

Pierre Fournier

第一部份就这一点点,没有很有趣的,抛个砖头,希望之后能有一些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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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的Furtwängler收藏(零) My Collection of Furtwängler Recordings, Part 0

在音乐的载体日益电子化的今天,实体的音乐介质渐渐成为收藏。CD和黑胶我都有少量藏品。实力有限,不能与行家那样,在品相上去考究,或是探微同一个录音不同发行的些许差异,我的这些收藏只是略微表达对喜爱的作品和艺术家的一点点敬意。如今CD越来越少放在播放器里聆听了,都被rip成无损的格式,毕竟播放起来方便很多,而黑胶就更需要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坐下来慢慢品茗,看唱针在唱片上轻轻划过;这样的机会总是不多。

留声机诞生一百多年来,发行的唱片浩如海沙,所能收藏的只是沧海一粟。我自己有两个收藏目标,一是收集Handel的Messiah的各种全本录音。这一项收藏是小有成效又永无止境的,因为新的录音还在不断制作之中,冷门录音更是难寻,但是说小有成效,因为最重要的弥赛亚录音多已入囊中。另一个就是收藏指挥家Wilhelm Furtwängler的全部录音。相对而言,这是一个更有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大师的录音有限,已经被整理出很完整的目录,除了极少数录音在私人手中还未发行,大都可以在CD或黑胶媒介上寻得。虽然如今我仅得了众水的一飘,但是将来总还是有望的。

为什么是Furtwängler?我有一点历史录音的情节。不是说当代的演出不如以前,但是我看如今的的演绎,更多的是标准,更少的是个性。我想或许是唱片工业的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的耳朵被那些最好的录音训练得严格了,技术上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名演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各种演奏逐渐趋同。(唱片业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艰深的曲目得以流行,例如Malher的交响曲,人们得以通过唱片反复聆听。)当然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变迁也是另一个因素,“昨天的世界”只在茨威格的书里,那个年代一去不返了。历史录音的年限无法严格界定,学界也有讨论,但是我认为1954年可以算是一个一个分野,这一年Furtwängler去世,Toscanini开了他的告别音乐会,也是这一年,立体声录音开始兴起,旧时代过去了。

Furtwängler和Toscanini的种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争吵总是能吸引人的注意,但我觉得还是一个性格的问题。有人就是喜欢托氏的一板一眼整齐划一,有人却爱富氏的自由速度,其实是萝卜青菜,口味不可强求。不单于音乐,严谨与浪漫之别,在许多领域都成为不止息的争论乃至诀别,其实不如彼此宽容。对于我而言,托氏的录音我也喜欢的,但是演德奥的作品,总觉得差那么一点味道。有一次放Toscanini和Horowitz的Brahms Piano Concerto No.2,技巧上没得说,但总是觉得不对,马上切换到Furtwangler与Aeschbacher的录音,顿时觉得,“这就对了”。是不是真正的德奥味我不晓得,但是我喜爱富氏那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拉拉扯扯了一些,无非是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收藏富氏的录音。网络上关于富氏的资料已经很翔实,中文资料也很多,特别是Francis Zhou的博客。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添加的,按照自己的兴趣,写点评论,或是翻译点文章,再加一点点个人感想,也算是对中文读者的一点点裨益吧。


Wilhelm Furtwängler, Photo by August Sander

在说录音之前,先说说照片吧,也算是本行。我扫描了一张大师的照片,不晓得是否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摄影师同样也是一位大师,August Sander(桑德)。桑德是类型学的先驱,他拍摄的Face of our Time记录了魏玛共和国期间德国各行各业的人的面孔,于是Furtwängler成为了音乐家的代表。桑德的作品中,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或是名人,每个人都被表现以尊严。桑德本人在纳粹德国期间受到迫害,甚至底片(玻璃干板)都被毁掉。他的风格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Becher夫妇以及Düsseldorfer学派。

教会音乐的变革 Trend of Church Music

星期三从一位姊妹那里得到一个信息,一个名叫Jubilee Missions的宣教机构在纽约Calvary Episcopal Church(加略山圣公会教堂)举办六周年纪念音乐会。
前两天从受洗的纪念想到“安息年”。这个“Jubilee”的名字很有意思,改词出自利未记25:10,“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按照摩西律法,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这一年要让田地安息(从现代科学来看,这是相当可取的做法)。在七个安息年之后,也就是七七四十九年之后,这个第五十年称作“禧年”,英文就是“Jubilee”。这一年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以色列人中给别人做奴仆的要得自由,也能将原来卖出的地赎回。从社会学上看,社会积久常存财富分配的不均,因此革命后往往通过暴力手段打破原有利益格局,以图建立新秩序。而通过禧年建立了一个和平的社会秩序及财富的重新分配,实为妙想。而从神学上而言,在禧年中为奴的人得赎,将要指向将来神的国度,神的子民都要永远得赎。
关于音乐会,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是The Jubilee Orchestra、Orchestra-in-Residence at Calvary Church和The Jubilee Chamber Chorus演出圣乐和古典音乐作品。乐团和合唱团水平都还不错,声乐演员也演唱得很好。乐队演出了W.A.Mozart的第40交响曲(KV. 555)全部四个乐章,可以看出他们是下了功夫排练的,不过可惜在这一曲中露出业余乐团的马脚,否则我们真以为是专业人员呢。
下半场由一个叫BREATHE Music的当代圣乐团体演出,效果很惊诧。简略的说,就是摇滚化的圣乐了。这也不是第一次听见,在灵命进深会报到的时候就听到Student Center里面传来轰鸣般的鼓点,一点都不像教会的音乐,开始还以为是假借的Hofstra University的学生在办Party呢,后来才知道是灵明进深会的Youth Group的活动。也许小孩子们真的喜爱这种风格?想来真是有代沟了。
今晚也是,这样的“音乐”响起,一些老头老太太就离开了。我虽然和老人家心有戚戚,却仍是坐下听完了。
其实教会音乐的变化中反应了一个很致命的趋势,就是随波逐流的跟进。社会上凡事讲求“与时俱进”,要跟得上时代发展,但是信仰的事情,并不一定是要随着社会而变化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希13:8),教会在变化的社会持定一份不变的信仰,才能真正称为在磐石的根基上建造的,称为造福社会的力量。
教会的音乐也是如此,并不是说圣乐不能有所变化,乃是要按照敬拜的需要而变化,并非跟着世俗音乐的风格走。在西方音乐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圣乐领军的。在1800年之前基本都是这个趋势,音乐风格的变化首先来自于教会,之后才影响世俗音乐。巴洛克时期以后,圣乐和世俗音乐逐步分开,从古典主义一直到20世纪,世俗古典音乐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圣乐的变化相对较小。
但是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俗文化迅速影响教会音乐。一些从世俗音乐中诞生的音乐形式开始侵入教会音乐的领域,教会歌曲开始流行化,爵士乐、摇滚乐、New Age等都进入教会的音乐敬拜中。
关于教会敬拜赞美的音乐选用,这几年来有过很多的争论。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反对教会音乐的革新,但是不能只是跟随世俗音乐的发展潮流,不能只是迎合世人的喜好,而应该保持教会音乐应有的特点。
从圣经上说,神喜悦我们用各种乐器用各种形式来赞美祂。诗篇150篇中提到,我们要用角声、要鼓瑟弹琴、要击鼓跳舞、要用丝线的乐器和箫、用大响的钹和高声的钹来赞美神。神不反对活泼的、欢快的、热闹的音乐,因为我们喜乐的颂赞是达到神的面前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民族旋律的圣乐也广受欢迎。黑人的灵歌成为一种大家喜爱的圣乐形式,在中国也有各个民族的赞美歌曲,而中国一位乡村姑娘受圣灵感动所做的“迦南诗歌”更是成为神对中国教会的祝福。
活泼但不混乱,大声但不嘈杂。在这一切的变化中,不应当变的是在神面前谦恭和敬拜的态度。现在一些教会音乐,在讲台前大喊大叫手舞足蹈,这岂是在神面前应有的态度?现在一些歌曲,已经让听众完全不能明白歌词,这样在教会中,对会众有什么帮助?
用迎合世俗音乐的形式来吸引人,目的是好的,但是是否是神所真正喜悦的行为,是需要思考的。神从来不要人帮助祂,因为神自己有无限的能力,有完全的定意,人岂能凭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而加添呢?神也从来不怕潮流,以色列国最败坏的时候,先知以利亚都一位全国只有他一个敬拜神的人了,但是神告诉祂,在国中还留有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
如今,神也不缺乏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坚立的人。人很难改变社会,但是历史都在神的手中,在祂凡事都能。


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圣乐大师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曾在此任职。(原图出处)

(又:黄安伦弟兄是我很敬佩的一位音乐家,他是一个在时代中能够持守而不动摇的人。其文集《长歌一曲天上来》中关于当代音乐和现代艺术的讨论,很有参考价值,推荐一读。)

圣乐鉴赏·海顿:基督的十架七言(2) Haydn: The Seven Last Words of Christ on the Cross

这个翻译的后续工作竟然拖延了这么久,真是没有想到。后文主要是音乐方面的评论,翻译出来困难较大,意义不大,所以就作罢了。于是把唱词翻译出来,引用的经文根据中文和合本,首次翻译诗歌体,如有不妥多多指出。

Seven Last Words

海顿:耶稣基督的十架七言

1、序曲

2、“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路23:34)
天上的父啊,
从祢永恒的宝座看下吧,
亲爱的天父啊,
祢的独生子在为罪人为祢的子民祷告,
听祢圣子的祷告吧。
啊,我们曾经堕落,
我们的罪孽深沉;
然而为了我们的救赎,
你的圣子流出宝血
羔羊的血啊,不是为仇恨而流,
乃是洗净一切的罪。
噢,慈爱的天父,
让我们得着你的怜恤,
听祢圣子的祷告吧!

3、“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23:43)
满有恩惠,满有怜恤,满有慈爱,
哦,主啊,
你是新约的中保,
你是上帝的羔羊!
那悔改的强盗是那样的恳求,
“你得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记念我。”(路23:42)
你的应许是那样的温柔,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主啊,看顾我们吧,
在你十架的脚下,
看我们真心的认罪和悔改
当我们长离此世的时候,
也从你的口中得着安慰,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4、(对祂母亲说)“母亲, 看你的儿子!”(约19:26)
(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约19:27)
噢,主的母亲啊,无助的妇人,
在十架边哭泣
主所遭受的痛苦,
在那个时刻
几乎无法忍受,
你心中是七倍的哀痛
那个忠心的门徒,
他就是你的孩子
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吧。
圣母啊,你是罪人的避难所,
垂听你孩子的祷告吧,
在我们最后的挣扎中扶持我们,
亲爱的母亲啊,
扶持我们每一个!
因为我们都在和死亡争斗,
从那被扭曲的灵魂中,
我们逃离向你,
让我们不在跌倒,
帮助我们战胜仇敌,
在最后的争斗中扶持我们,
显明你为圣母,
为我们向圣子代求吧!
(此段天主教色彩甚浓,像马利亚祷告,认为马利亚能够为我们向主耶稣代求是天主教的传统,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已经战胜了死亡,每个信靠祂的人都可以直接向祂祷告,祂是天父和我们之间的中保,没有必要也不能再通过圣母或已睡的圣徒向主代求了。)

5、“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
为何祢要离弃我,
神那,祢的手在哪里?
谁能明白这样的奥秘,
大能全能的神啊?
噢,神的力量与能力,
我们是你手所造,
是祢爱所生,
噢,主啊,祢救赎了我们。
主啊,我们从心中感谢祢,
为了我们的缘故,
祢受了鞭伤受了刑罚,
祢被轻蔑,祢被抛弃,
主啊,谁能不爱祢呢,
谁能因为罪就背叛祢呢,
谁能无视祢的仁慈,
不!离了祢我们还有什么价值,
离了祢我们就没有永生。

6、间奏曲 – 广板:如歌的、忧伤的

7、耶稣说,“我渴了”(约19:28, 马可15:36)
放下复仇之火,平息你的愤怒吧!
人类啊,你的同情在哪里?
可怜充满了你的心!
耶稣说,“我渴了”,
他们给他加了苦胆水的醋(和合本译作醋),
以此来缓解祂的饥渴。
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
如今我们不再经受这样的苦痛,
因为祂将生命都给了我们。

8、“成了”(约19:30)
成了!
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悬挂到天黑,
他喊着说,“成了!”
曾经伤害我们的十架啊,
如今成了我们的祝福,
噢,罪人那;噢,瞎眼的啊,
我们是罪上加了罪!
人啊,你当思想!
当祂在祂的荣耀和全能中到来的时候,
你可曾找到了怜悯?
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灭亡,
看那,上帝的羔羊,为我们代求!
让痛苦和死亡
不再落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得见天国,
让我们得到天国的福乐,直到永生!

9、“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23:46)
在祢的手中,噢,主啊,我交出我的灵魂。
如今祂被升至至高,
祂发出得胜的呼召,
“父啊,带走我的灵魂,
我交托在祢手里!”
于是祂垂下头,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永刑之中,祂的宝血救赎了我们
爱我们,
祂甚至像罪人一样被钉死。
祢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何以报答?
我们躺卧在祢的脚前,
哦,耶稣,祢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献上作为活祭。
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交出我的灵魂。

10、地震
祂不在了,
地心的深处传来回声,“祂不在了”!
各各他啊,你当战栗,因为祂死在你上,
日头都离开,遍地都黑暗了!
地都震动,吞涅那些罪人,
坟墓裂开,
已睡的圣徒,提到光明中吧!
那遮盖你们的地土,
祂的宝血,已经将其浸透!

圣乐鉴赏·海顿:基督的十架七言(1) Haydn: The Seven Last Words of Christ on the Cross

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一直是我的愿望。但是总是懒惰缠身,没有动手。进来增加了一些CD收藏,其中不少说明书是很好的乐史和乐评文章。近期我将选择一些圣乐相关的文章做一些翻译。
一下文章翻译自Sony SK44914的小册子,作者是Peter Flanders。该作品为Franz Joseph Haydn的The Seven Last Words of Christ,指的是耶稣基督被订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该录音由Juilliard String Quartet演奏,并且包括声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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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年以前,加的斯(Cádiz,西班牙一城市,译注)的一位教士请我创作一部器乐作品,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七言。
“加的斯大教堂有一个习惯,在每年的四旬斋(Lent,复活节前的第四十个星期日,译注)创作一部清唱剧。该教堂的环境大大的提高了演出的效果。教堂墙、窗户和柱子都挂上了黑布,尽有穹顶中央垂下的一盏大吊灯驱散了神圣的幽暗。正午的时候,所有的门被关上,音乐声就响起了。在一个适当的序曲之后,主教走上讲堂,颂读十架七言中的一句,并且就其做一个讲演。之后,他走下讲台,在圣坛之前跪下。这期间的间隙被音乐所填满了。之后,主教每次上讲台宣讲七言中的一句,讲完后乐团就演奏一段音乐。
“我的音乐就是遵循这个格式谱写的。为七言中的每一句谱写一段长度为10分钟慢板(Adagio)是相当不容易的。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很难将自己限定在所分配的时间中。
“这部作品起先是无词的,按照上述格式写成。过后我感到应该给其加上歌词。这样,一部包括声乐部分的完整的清唱剧《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七言》由Messrs、Beritkopf和Härtel(世界上最老的音乐作品出版商,1719年成立,译注)初版发行。这部作品得到了一些经验丰富的鉴赏家的肯定,因此我也希望它不要为大众所忽视。

–约瑟夫·海顿
维也纳,1801年3月

这就是第一版为合唱、独唱和乐队所做的《十架七言》的前言。尽管这篇前言可能是Haydn的朋友Griesinger所写的,但差不多也表达了作曲家自己的想法。最近的研究表明Haydn的记忆并不是很准确,那位预约了管弦乐版本的贵族牧师打算讲其用在一个洞穴里的敬拜,他将这个洞穴装饰成一个重要的地下演讲厅。这种特别华丽的受难日正午敬拜仍然是许多教会的传统。
1786年海顿应邀完成了一个扩展版本,在标准管弦乐版本的基础上去掉了单簧管,但是增加了四支圆号。在序曲和七个沉思曲(Seven Meditations)之后,增加了一段快板(presto)名为Il Terremoto(意为“地震”),表现了马太福音中描述的基督死后发生的地震。这部作品广受欢迎,Haydn的自豪之情在他的序言中溢于言表。在之后的两年内,该作品在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出版,一个作曲家亲自改编的弦乐四重奏版本在维也纳、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出版,此外在维也纳还出版了作曲家改编的键盘乐版本。
1795年,Haydn从他第二次伦敦之旅返回后,他在帕绍(Passau)听到一个合唱版本的《十架七言》,由当地的诗班指挥Joseph Friebert改编,歌词基于Karl Ramler的诗歌《Tod Jesu(耶稣之死)》。Haydn声称他可以改编得更好,于是他就开始工作了。他的朋友Baron van Swieten(后来为Haydn的清唱剧《创世纪》和《四季》提供了唱词)修定了唱词,Haydn修订了Friebert的声乐部分,特别是在序曲之后的第二部分有较大改动。他同时也改进并扩大了管弦乐部分,增加了长号、单簧管和低音大管。
本录音是另一个改编版本。《十架七言》一直是Juilliard四重奏最喜爱的作品。他们聚集了四位著名的独唱家和一位杰出的音乐指导,一起完成了一个弦乐四重奏和声乐四重唱合作演出的版本,该版本不改变原版的长度和行程。整体上是以弦乐四重奏版本为基础的,还加上了许多清唱剧版本的内容,引入了其唱词和情感的冲击力。(待续)

稚語論樂 Early Articles on Music

在家中翻閱早先文檔,小時一些習作,如今看來仍有一定價值。翻出了三片早年寫的音樂相關文章。因為這裡的文章按照撰寫的時間編排,因此它們就在最後了,不易找到,在此做個鏈接。這些文章都有6年多的歷史了,幼稚偏頗在所難免;但是如今看當年的文筆,卻是犀利,看來大學幾年真是荒廢文章了。

音乐的境界(2001年4月13日)

略谈听的感受(2001年12月16日)

略谈音乐和模糊之美 (2002年1月5日)

音樂與傳奇膠片 A film made by God and man

歷史上最傳奇膠片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1935年,兩位美國專業音樂家Leopold Godowsky, Jr.和Leopold Mannes發明了Kodachrome,世界上第一款成功的彩色膠片,生產持續至今。因為兩個人姓氏的緣故,有人戲稱這款膠片為a film made by God and man。
這倆人是真正的音樂家,Godowsky Jr畢業於UCLA,在Los Angeles和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當任過小提琴首席。其父Leopold Godowsky是一位鋼琴家,父子倆經常合作。Godowsky Jr和George Gershwin的妹妹Frances Gershwin結婚,兒子Leopold Godowsky III(一門三代同名,admire….)也成為一位鋼琴家。
Leopold Mannes畢業於Harvard,然後去意大利學習作曲,Mannes回國後Godowsky Jr(兩人同名,只好用姓加以區別了,ft…)正好從加州來到紐約市,兩人在音樂上合作,並且都興趣彩色攝影的實驗,於是簡歷了一個實驗室。1924年Eastman Kodak看中了他們的研究進展,邀請他們前往Rochester和Kodak的研究人員一起工作,直到Kodachrome面世。
Kodachrome研發完成之後,Godowsky Jr返回加州繼續小提琴家的生涯,Mannes擔任了其父母創辦的Mannes College of Music的院長,並且曾任Van Cliburn國際鋼琴比賽等賽事的評委。

Kodachrome有什麼神奇之處呢?和所有後來流行的彩色反轉片、負片類似,Kodachrome是一種染料型通過色罩覆蓋產生顏色的膠片。與眾不同的是,其他彩色膠片(成為內耦合膠片)都是自帶成色劑(彩色染料),在沖洗的工藝(比如常見的E-6、C-41等)中,黑白顯影步驟之後,成色劑和被還原的銀顆粒耦合,然後在漂白的步驟中洗去銀顆粒和未耦合的染料。而Kodachrome本身不帶成色劑(所以稱為外耦合膠片),而是在沖洗的過程中將成色劑加入。Kodachrome使用K-14工藝,是一種環境污染嚴重的工藝,只有少數Kodak認真的Lab可以沖洗,目前全球只有一家了。
既然這麼麻煩,Kodachrome有何過人之處呢?首先是色彩,早期E-6工藝的彩色反轉片色彩和Kodachrome沒有可比性的,老National Geographic獨到的色彩全部來自於Kodachrome。如今Fujifilm Velvia(RVP)等膠片在色彩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仍然不及Kodachrome;第二是顆粒,在很長時間內內耦合膠片顆粒較粗,Kodachrome 25一直是顆粒最細的彩色膠片;第三是保存時間遠長於E-6工藝的反轉,E-6反轉片大約10年色彩就會有變化,個別牌子的反轉10年就褪色了。

1935年,Kodachrome以16毫米電影膠片形式登場,次年發布8毫米電影膠片和35毫米以及828格式攝影膠片,後來還有4*5等形式。最早的感光度是ASA10、ASA25和ASA40燈光片,後來還有ASA64和ASA200的。如今,25度和200度的先後停產,近有64度35mm的版本在生產了,全世界剩下的唯一一個Lab是Kansas州的Dwayne’s Photo。
一代傳奇就要遠去了。在如今這個時代,討論膠片的存亡就和爭論Leica相機的意義差不多,因為兩者都將不在是大眾的產品了。但是事務的發展總不是單線的,膠片的品種會減少,產量會下降,淡出大眾的視線,但是不會消亡,而成為少數藝術家的工具。工藝簡單的黑白負片一定會長久生產下去,但是Kodachrome這樣無論生產沖洗工藝都復雜的膠片,也許有一天我們是要說再見的了。

最後附連個小插曲:
一是關於Agfa Scala的故事。世界上除了Kodachrome,最值得懷念的膠片就是Scala了,幾乎是唯一一款黑白反轉。Scala是Agfa在Dia Direct的基礎上改進而來,說來多麼巧,Kodachrome是音樂家創造的,而Scala這個名字和音樂也永遠分不開。其實所有的黑白負片都可以沖洗成黑白反轉(二次曝光或者藥液反轉法),效果好壞依據其片基顏色的不同,比如Kodak TMAX效果就比較好;但是只有Scala是專門為此設計的,估計是在片基通透度上有所改進。和Kodachrome一樣,Scala必須送到Agfa的Lab進行沖洗。Agfa倒閉之後Scala也宣布停產,如今全球一家Lab也沒有了。位於Denver市的dr5 Lab還接受Scala使用他們的dr5公義沖洗。捷克的Foma公司目前開始生產黑白反轉Fomapan R,使用dr5工藝沖洗。
最後一批Scala是2007年8月到期,前些日子弄了10卷來,也許永遠也不會用完這些膠卷了,但是趕上了末班車,也算是留個紀念了。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George Eastman(Eastman Kodak的創始人)。最近在美國的大學主頁上轉 看到University of Rochester有一個The Eastman School of Music,就是George當年資助創立的。根據Ansel Adams的回憶,George Eastmen是一個在音樂上格調低下的家伙,只喜歡一些靡靡之音。他發達之後曾經請了家庭音樂家,可是每當人家彈奏Bach等的音樂時就感到很不喜歡。Ansel本身也是一位音樂家,對於這樣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忍了。便是這樣的一個George資助了一個音樂學院,足以讓Ansel大感吃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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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iah》的創作歷程 Händel and his “Messiah”

12月8日晚在施福教會(Suffolk Chinese Church)查經班並校園團契分享Händel的Messiah創作歷程以及該作品的創作對Händel屬靈生命的更新與造就。幻燈片載於:

http://www.photocy.org/slides/Messiah.html

以及

http://www.suffolkchurch.org/xoops226/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7

感謝盧強弟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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