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的“放牛班” “Les Choristes” of Venezuela



The Promise of Music, A Documentary by Enrique Sanchez Lansch (DGG 00440 073 4427)
www.promise-of-music.com/

委内瑞拉和古典音乐会有什么关系,先前是完全没有想到过的。1954年Furtwangler只身前往,指挥委内瑞拉交响乐团演出,也留下了几个录音,不过我还没有听过。之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了解,只限于知道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然由疯子统治的国家,其名字对于中国南方人而言如绕口令一般难以读准。

在图书馆看到这个DVD很久了,一直纳闷这个Gustavo Dumadel是谁,为什么DG要给他出一个视频。前几天看到一个介绍,才明白原委,看了记录片,大受感动。

整个故事的源头是José Antonio Abreu,委内瑞拉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钢琴家。1975年,他成立了El Sistema(Fundación del Estado para el Sistema Nacional de las Orquestas Juveniles e Infantiles de Venezuela,委内瑞拉全国青少年乐团网络)组织,其异像是以音乐教育改良社会、教育民生。和很多中美洲国家一样,贫困和社会问题困扰着委内瑞拉,青少年缺乏教育,流落街头,成为犯罪活动的参与者和牺牲品。Abreu先生试图以音乐的方式改变这样的状况。他的组织接纳有天赋的儿童,无论是怎样的家庭状况,给他们提供音乐教育和必要的补助,让他们在音乐的训练中成长。特别的是,他们对这些儿童的训练,不仅仅是个人教学,更是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投入乐团的演出之中,通过乐团的纪律也规范他们人生的轨迹,也让一些问题儿童脱离社会上的污秽。

如今,El Sistema旗下有125个乐团,其中31个交响乐团,为超过25万儿童提供了音乐训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先前叫做Simón Bolívar Youth Orchestra of Venezuela,随着成员们年龄的增长,现在已经不能叫做青年乐团了)。该乐团2007年8月在Proms音乐节上首次亮相于欧洲舞台,一炮打响,得到广泛关注。目前该乐团在Gustavo Dudamel的指挥下已经为DG录制了三张专辑,而DVD收录了乐团在波恩贝多芬音乐节上演出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被欧洲音乐届广泛认可,也说明乐团确实达到了顶级水平。

造化就是如此的奇妙。在一个这样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人有着不一样的异像;从一群贫贱的孩子们中,一个一个天才应运而生,在此时此地的汇合让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也许比起温柔之乡富贵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更能够体会到音乐带来的改变,以及音符之中蕴藏的力量。没有生活的经历的人,贝多芬的音乐无非是音符的堆叠、音效的滥觞,而对于这些孩子,每一个节奏和旋律都是丝丝入扣,从心而出。难怪有人说,“英雄”已经听到没有兴趣再听新的版本了,而这个青年乐团的演奏却能够让他找回那种能量和冲击。

天才英才,指挥Gustavo Dudamel就是从El Sistema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位80后指挥家(1981年出生)现在已经是Los Angeles Philharmonic的音乐指导以及Gothenburg Symphony(瑞典)的首席指挥,当然也继续担任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的音乐指导。此外,他还指挥过Philharmonia Orchestra,Israel Philharmonic,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在斯卡拉登台指挥莫扎特的唐璜,2007年指挥Stuttga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生日演奏(他是一位天主教徒),这样的演出经历在同龄人当中应当无人可比。

2004年,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讲述了一个音乐教师用合唱教育改变了一个问题儿童学校从学生们的人生,感人至深。而这样的故事正在委内瑞拉真实的发生,让人不禁感慨,在怎样的环境之中,都有人性的光辉在闪耀。异像可以改变人生,也可以改变社会和多人的命运。正如乐团的一位成员所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绝非偶然。我们也非偶然地演奏音乐,偶然地遇到Abreu大师和他的Sistema。我想是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发挥他给我们的天赋。我们有责任决定怎样运用我们的天赋。若上帝给了我音乐的天赋,我就应当使用它。我将尽我所能以寻求完美。我知道Abreu大师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将他们的生命和天赋奉献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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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巨蛋:从Mengelberg的第九交响曲录音谈起 On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最近稍微闲暇,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做一点翻译,也是学习英文。常常能够看明白什么意思,但是用中文再表述出来,就有一定的难度;若是每一句要对应英文原本的意思,再兼顾文法的一致性,真是体察翻译家艰难。每次译点东西,原文生动活泼,自己的译文就意境全失趣味全无。可见文科生不易,非长期积累加上天赋难成大家。

在准备Furtwangler专题的时候,打算翻译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贝多芬第九的录音的说明书,此间正巧收得这张CD(Allegro CDO 1022,Mengelberg指挥Concertgebouw Orchestra录制的贝九,在Philips等很多其他品牌下也发行过)。这是一个小公司的廉价发行,可是说明书却写得饶有趣味,只是有些艰涩,硬着头皮译下来,希望尚能传达原文的精神。

此文大意就是说,贝九被过度诠释了,人们加了太多其他的意思进去。而Mengelberg的演出是将其原本的意思呈现出来,让听众享受最初听到这音乐的喜悦。

Mengelberg(门盖尔贝格)是一位德国出生的荷兰指挥家,演出很有激情与创意,有许多演绎我觉得可以与Furtwangler并肩。早年飞黄,执棒Concertgebouw,也是全球最好的乐团了,又四处客座,风光无限。老门的德奥古典录音我大都喜欢,1939年指挥的马太受难曲,我觉得是大乐队演奏中之魁首。(老门的马太受难曲和李斯的前奏曲,我觉得好过老富的同曲目录音)可惜晚年寂寂,德国占领荷兰期间老门与纳粹政府积极合作(或许与他的德国出生有关),结果战后被终身禁演,虽然后来减刑到六年,可是六年之后死期已至,让他战后再未执棒,英雄寂寥,郁郁此生。


所藏的一张Mengelberg黑胶唱片,1929年录前奏曲为我所喜爱。

门氏的指挥是否就是传达老贝愿意,我也不敢说。不过此文说贝九被过度包装过分诠释,我认为是精辟入里。五年之前我写过一篇《人类永恒的理想——Beethoven第九交响曲欣赏》,从这个题目就可见,那时还是天真浪漫可以相信共产主义的年纪,殊不知最美好的理想往往最容易被最黑暗的事物所利用。贝多芬高唱人类皆兄弟,纳粹在柏林爱乐演出大厅(Alte Philharmonie)演贝九为宣传,后来这个音乐厅被盟军炸掉,1963年10月15日新音乐听落成卡拉杨又指挥此曲庆祝。Furtwangler 1937年在英国为乔治二世加冕演奏,1942年为希特勒生日演奏。曾经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幕的时候瓦格纳演出这个,后来因为和希特勒的关系密切,战后停演多年,1951年重开,富氏指挥的又是此曲。贝多芬要哭泣他的作品尚不如胡适的小姑娘吧,不仅任人打扮,还成为妆点和平的花瓶呢。不独贝九,就是所谓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其实在意识形态下何尝不是政治的工具。德国算有些底蕴,好歹拍个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尚能以艺术流传,还能演演贝九在战争的喧嚣下也成一代绝唱;若无此根基,大约只能唱唱我和你的同一首歌了吧。
 
好了,下面是译文。原作者Lawrence Cosentino。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所有艺术中最被过度关注的一只巨大鸡蛋。它被哲学家的手放在杯中,被政客们左右摇摆,站在无数叽叽喳喳的评论家上,平衡于摇摇欲坠的柏林墙上(在间谍的说法中,墙犹可破,蛋却无缝),甚至在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库布里克,美国导演)的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被用以砸向西方文明的窗子(电影中一施毒场面用此曲配乐,译注)。无论人们可以把斧子磨得如何锋利,也无法拥有一种足够精致的工具去汲取净尽其中无限丰富的营养。人们无法使用第二手的信息去理解第九交响曲,就如同一个人的人生不能由另一个人去活一样。换句话说,一个人要赶走那些土狗,才能独子吮吸鸡蛋。试图打开它,或是与人分享的,只会弄得一团糟。

举例来说吧,第九交响曲在现代以作为“世界大同”的徽章而著称。即便我们假设,“从生皆兄弟”也包括了女同胞们,世界上的非西方文明也拖着他们的长袍搭上了“欢乐颂”牌啤酒马车,我们仍然要承认,无论有没有第九交响曲,普世的和好依旧是难以追寻的。甚至在此曲1824年5月1日首演之前,新鲜的斧子就已经开磨了:维也纳的Zeitung剧院预告说,邀请“德国音乐的朋友们”来尊崇这位“国家的大师”,又补充说,“法国和英国都会嫉妒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向贝多芬大师致以自己的敬意”。

即使我们不去计较维也纳人为他们的一人主场球队欢呼,难道法国评论家也需要将第九交响曲称之为“普世人类的马赛曲”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一位法国作家称之为“协约国的独一圣诗,我们所有希望之信条”的第九交响曲如同顽童一般抢掠了自己的家园(德国属于同盟国,译注)。1942年,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的生日助兴,197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刘耐雄(Liu Nai Xiong,音译,无法查得更多资料,大约为一位音乐学者,无从查找更多生平资料,译注)发现其中充满了“革命斗争”,警告说,“贝多芬从未试图通过第九交响曲来提倡阶级之间的和解”。所有这些甚至尚未触及这座巨大的自我掌握的交响曲大厦及其对“欢乐颂”含糊其辞的指示表所带来的无数哲学与神学争论。贝多芬的创作或许是献给人性光辉的崇高礼物,但却如同大多数馈赠一样,成为了继承人彼此争闹的另一个起因。

尽管如此,第九交响曲仍然保持着一个顽固的蛋型外壳,却偶尔向一些幸运的个体赤裸而朴实地展现其内涵。出生于德国的指挥家Willem Mengelberg(威廉.门盖尔贝格,1871-1951)在他作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终身指挥的生涯中,如同一个奇迹般的接生婆,一次又一次迎来的名作的重生。在这个录音录制的二十年前,Mengelberg用他的猫一般尖锐的目光、钢丝般坚硬又如野树丛杂乱的头发以及优雅又充满活力的热情将纽约爱乐乐团从那些常常打盹的常规订阅者中唤醒。他的成功开始了美国客座指挥的生涯,然而古老的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却是Mengelberg心无旁骛地注视着的永久城堡,在那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将经典作品赋予生命。

放心吧,制作这个录音的阿时候,并没有音乐家被杀害、受伤或者受虐待。不像其他拿着指挥棒的独裁者,Mengelberg礼貌地对待他的演奏家们,即使被激怒了,也只是陷入短暂的一阵沉默。他独一的目的就是要魔法般的唤醒头一次听音乐那般宝贵的幻觉,就如同尚未被脚印所糟蹋的欧洲古典海滩,或是尚未被评论家们粗暴雕刻的原始树干。在这里,他真正所带来的,是将贝多芬生命的巨蛋直接滚给我们,并没有将它打碎。

那么,蛋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世界大同与普世兄弟,却是在每一个聆听者在一小时零十分钟的欣赏中对以上这一切的想象。它将持续到你走出音乐厅撞上第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或许,“哦!欢乐!神性的美丽光辉!(欢乐颂中的一句,译注)”将会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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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改正 Corrections on Previous Posts

常常会犯错误。写文章也是一样,难免写错一些东西。写了就懒得改,出来更正一下,总是惰性十足。行文如此,做人更难。

终于有动力出来改正一下。思来想去,还是不要改原文,在此另行发文更正,原先的谬误也立此存照。其实掩埋车头,或是悄悄删贴,暗中所行的,没有不在明处被显露出来的。留下错而改之的证据,也是逐渐成长的标志吧。

最近的一个错误,是在《和谐号》一文中,提到“中国高铁用了无缝铁轨”,这倒是没有错的。早先的铁轨连接处缝隙较大,我目测大约能塞进手指,现在的铁轨在安装的现场用机器焊起来,就没有缝隙(当然也不是全程没有缝隙,只是每一段都长了很多),又有防止热胀冷缩的技术,这样火车就运行平稳,噪音也减小了。问题在于文中后面跟了一句“据说是在欧洲尚未普遍使用的技术”,这就张冠李戴了。京沪、武广等高铁线路采用的是“无砟轨道混合技术”,砟(zhǎ)指的是铁道地下的小石块,无砟轨道的路基不用碎石,铁轨、轨枕直接铺在混凝土路上。据说是先进技术,但是也有争议,在欧洲尚处于小规模试验,中国高铁跨越式发展,是抢先一步,还是错用了技术,还有待观察。

第二个错误是《杨元璋老弟兄去世了》一文,提到老弟兄的儿子杨希伯弟兄,说希伯二字“大约是取‘希伯来’之前两字吧”,后来经人指正,我是圣经不熟,牵强附会了。希伯最早出于创世纪10:21,“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洪水过后挪亚三字闪、含、雅弗,犹太人从闪而出(据说中国人也是)。希伯是闪的第四世孙(参路3:35-36),这里提到“希伯子孙”,可见希伯一族在闪族子孙中有重要地位。希伯的第六世孙为亚伯拉罕(参路3:34-35),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的名字也都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路加福音第三章)。

上个月又传来消息,杨元璋的姐姐杨心扉老姊妹也被主接去了。巡思顶教会接连失去两位老牧者,希伯弟兄一定有许多忙碌。两位老人家一生为主见证也都为真道坐过监,如今息了世上的劳苦,到了主的乐园中,做工的果效也一定随着他们,如保罗所说,“好得无比”;只是给我们地上的人,留下无限的思念。

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末世裡一縷悲涼–談《紅樓夢》與《京華煙雲》》,此文论到《京华烟云》的部分大谬。三年之前我先是看了央视的《京华烟云》,俗不可耐,怀疑林语堂先生如何就这样的境界,于是读了张振玉先生的译本,发现央视所拍摄的完全是另一个东西,我心中也得了些宽慰。时隔两年,又看了台视拍的《京华烟云》,实在是华语电视剧中最好的之一,其中表现民族危亡家族没落中命运的无奈让人唏嘘感慨,加上极其优秀的配乐,真是潸然泪下。于是就忘记了这一版的电视剧和原著仍然有差别,张冠李戴,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最近读了林语堂原文《Moment in Peking》,方觉大谬。

红楼梦如何解读,史上众说纷纭,但是我如今仍相信,贾府的末世是此书的缘由与主题。因此前文关于红楼的部分,并不需要太大的修正。但是京华烟云原著绝非这个主题。虽然林语堂先生试图翻译红楼梦不成而写就Moment in Peking,但是此书之著成,已经超越了翻译这一目的。就我所见,此书第一是向西人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特别是林语堂先生所赞赏的中国哲学(尤崇庄子)。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一书曾经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而我觉得Moment in Peking就是林语堂把这些生活的道理具体化的一部作品,特别是具体化到姚木兰Mulan这个角色当中。姚老爷和木兰受到道家影响,孔家(立夫Lifu一家)和孙家(曼娘Mannia一家)是正统的儒家,曾家是融合了官场实用主义的儒家,而为非作歹的牛家则是法家的代表。因此,把具体化的中国哲学与生活态度介绍给西方读者,是本书的第一目的。

晚清和民初,是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如唐德刚所谓历史三峡,中国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也必然反应到生活当中。林语堂接着几个虚构的家庭和人物,有穿插进史实与真事,让读者得以经历近代中国的变迁,我想这也是著书的目的。第三就是顺便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风俗,于是书中关于节期礼仪服饰饮食都细细描绘,若是一部中文著作,大约是不必如此的。而最后,此书是献给“歼倭抗日人”的。战争的爆发,让所有国人都投入到救亡的大业中,个人的兴衰已不足道,因此第三部份甚至主角们都失色了,更多的笔墨写给实事。因此,林语堂此书绝不是写末世的悲戚,相反是一种光明的胜利的展望。台视的电视剧没有办法把这些文化的思想的层面表现出来,而是在家族的悲剧上下了笔墨,电视剧和小说的区别,还是应当留意的。

最后是当年写到一篇关于《荆棘中的火焰》一书的评论,有些批驳争辩的意思。但是现在看来,此书确有洞见,其所言加尔文宗的弊端,也确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出现。我当年追求神学过于追求神,坚守教条过于坚守真理,如今明白怎样更加成熟的看待。所以这一点倒不是改错,而是渐渐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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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的Furtwängler收藏(一):翻译三封信(史怀哲等致富氏遗孀) Three Letters to Elisabeth Furtwängler after the Maestro’s Death

Furtwängler这个系列,第零篇(编号从零开始,程序员的传统哈)之后一直没下笔,其实已经有一篇腹稿,可是搬家之后整个CD Tower打包放在仓库里,有些资料就不容易取到。近日在本地图书馆看到“Furtwängler Recalled”一书(Indiana University音乐学院图书馆里也有此书。IU图书馆对于富氏图书的收藏是很全的,学术研究、传记、回忆和录音方面的都有),里面收录了富氏去世之后一些朋友的回忆文章,有一些还挺有趣的(不过主要还是史料价值,如果不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估计是索然无味的),于是决定翻译一些。其实所谓收藏,不一定要是物质的东西,其实我们所最珍贵的,不都在我们心中么。所以这算是一点文章的收藏吧。

Furtwängler Recalled(Gillis, Daniel/Atlantis Verlag/Zurich/1965)一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份是富氏去世后友人给其夫人Elisabeth Furtwängler的信件,内容较少,第二部份是友人的回忆,例如在广播中的讲话等等。第三部份是录音评论,这一部分就比较过时了,因为在这四十多年间对富氏录音的发掘有很大的进展,有一些录音过去不让发行,现在也都流通了。


超级朴素的封面

第一部份很短,就抽一点时间翻了一下,其中我知道的人是Schweitzer和Fournier两位。我不喜欢把人名音译为中文,因为译法的不统一,给检索带来很大的不变。比如说,Furtwängler在大陆比较普遍翻译为富特文格勒,而台湾叫福特萬格勒。看来大陆人比较爱福,台湾人比较惜福吧。可是大陆原来也有译作富尔特文格勒的,又有人打错为富特文革勒,让经历了第三帝国的大师又来领教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一次。所以看来,还是原文最精准了。当然中文翻译打起来顺手的,也不是全然排斥。

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是Albert Schweitzer。Albert Schweitzer(艾伯特·史怀哲,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伟大的基督徒,195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神学、音乐、哲学及医学博士。1896年五旬节时他曾立志:“三十岁之前为研究科学和艺术而生活,三十岁以后献身服务人群。”1904年他读到一篇文章,决心赴非洲为当地人做医疗服务。191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年前往西非加蓬兰巴雷内(Lambaréné)进行医疗服务,后创立兰巴雷内医院,终身服事当地人,被誉为“非洲圣人”。去世后于夫人葬于兰巴雷内。史怀哲的事迹,参见《非洲圣人–史怀哲》一书,陈月文/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北京/2011。网上亦有电子版

音乐方面,史怀哲是一位管风琴家,对后世管风琴家演绎巴哈有很大影响。作为音乐学者,他的著作《J.S.Bach》(电子版)是巴赫生平研究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之一。


最近收藏的一张黑胶,史怀哲在家乡的教堂(Parish Church, Gunsbach, Alsace)录制的巴哈管风琴作品。

 
第一封信:

Albert Schweitzer (艾伯特·史怀哲) 博士
1954年12月2日于根斯巴赫,阿尔萨斯

致Furtwängler的家人:

当我听闻大师去世的消息时,我深深地被触动了。请允许我自远方表达我的哀悼。我期望能够参加葬礼,因为我知道逝者所感受与我之友情,定于我的感受一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斯特拉斯堡的Curtius(或指德国哲学家Ernst Robert Curtius,他年轻是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其祖父Ernst Curtius是一位考古学家,与富氏的父亲同行,译注)家中相逢,我们立刻就喜欢上了对方。可惜之后我们就很难有机会会面,但是当我们见面之时总是互相款待。这真是无声的友谊。我们彼此都晓得对方在各自所喜爱的领域去得进步。这种无言的默契让我们彼此都感到十分美妙。他年纪比我轻,可如今却已经绚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离开了世界。我们和许多人都感恩于那些宝贵的时光中他带给我们的华丽的音乐,我们也与他保持连结。我们也感到荣幸因为我们认识大师,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一个可爱且高贵的人。在国家被奴役的时候,他是一个仍然站立着的人,他承受了逼迫,却带着尊严和勇气。他是一个带给他的时代伟大意义的人。我们也感谢他存留着真挚的自己。

我写信给您的时候,正在准备三天后去兰巴雷内(非洲,加蓬的一座城市,靠近赤道,译注)的行程。我感受到深深的疲惫,不知道我如何完成将要进行的工作,不知道我是否还能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也无力在追悼的广播中讲话。我对于大师的怀念也是无声的,正像我们的有意一般。我怀念我们许多年前在苏黎世所经过的一段美好时光,当时大师指挥音乐会,而我在那里演讲。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悉心的,
Albert Schweitzer

第二篇的作者我不知道,查了一下,原来是总统。Theodor Heuss(特奥多尔·豪斯,1884-1963),西德首位总统。Schweitzer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尼古拉教堂任牧师时曾祝福过特奥多尔·豪斯的婚姻。斯特拉斯堡似乎将他们连结起来。

 
第二封信:

您丈夫的病情,曾为他的朋友们和仰慕者所挂心,如今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尘埃落定,让无数的心充满了忧伤,以及孤寂的感恩。在音乐的领域中,大师不仅是一位演绎者,更是有真正创造力的诠释者,他用他自己心灵的丰富将作曲家意图忠实地再现。

Theodor Heuss

Schweitzer的信中,他似乎是在为富氏在第三帝国期间的遭遇鸣不平,证明他是受逼迫的,而不是纳粹的帮凶。豪斯则称赞了富氏的演出风格,并认为其创造力不是天马行空,而恰恰是反应出作曲家原本的意图。

还有一位熟知的,是Pierre Fournier(皮埃尔.傅里叶 1906-1986),法国大提琴家。他在DGG录的Bach’s Six Suites for Unaccompanied Cello广受好评。这套曲子,我喜欢Casals 1936年前后的老录音,而立体声里面Fournier这套是很值得推荐的。Fournier和Furtwängler的合作,留有Schumann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录音,未列入奥尔森编号,有Tahra公司的发行,编号为Furt 1008-11,为法国富氏协会推荐的基本录音之一(也许法国人偏向法国人吧)。

 
第三封信:

东京,1954年12月1日

亲爱的Elisabeth,
我与您一样感受到这一灾难(大师过世)带来的打击,这个消息也让全地各处的音乐家心中同样忧伤。当您看到这些来自远方的文字时,我希望您能够感受到我与您在一起,分担您心中的伤痛,我也意识到如今音乐丧失了其最伟大的演绎者。
我们若不永远珍惜那些我们(对他)尊敬、钦佩和爱护的回忆,安慰就无从谈起。于我而言,那盏熄灭了的灯将不能再点燃。但是他的榜样将成为我一生的激励;我将永远感激他与我的友谊,他的每一个演绎带给我的丰富,以及他所挚爱的信仰与真理。
我轻轻地拥抱你,亲爱的Elisabeth,还有你的孩子们,并送去我全部的爱。

Pierre Fournier

第一部份就这一点点,没有很有趣的,抛个砖头,希望之后能有一些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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